其三，以世界第二的GDP规模、7%左右的经济增速，中国已然成为左右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量。
如果能够对现有的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有效调整，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，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，缩小居民收入的差距，将是有利于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。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，当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，包括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生物技术等的科技革命悄然而至，将推动新一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。
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再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，中国对促转变的共识充分凝聚，发展的质量不断提升。进入新世纪，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和影响力上升，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，成为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战略依托。因此，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和G D P翻番是密切相连，和经济总量的较快增长紧密相关。其四是宏观调控的稳定性。从国内看，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巩固，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效果逐步显现，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加快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。
对于新提出的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翻番目标，汪同三解释到，这说明我国不再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，而是下决心更加重视居民收入的提高。国家重点加强对水、大气、土壤等污染的防治，大力加强林业、草原建设和荒漠化、石漠化治理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，城乡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。现在银行业的巨额利润是其垄断的产物。
在老百姓眼中，中央政府是好的，地方政府是坏的。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部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要进行改革，但任何激进的改革不太现实。地方政府的抵制并不难理解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。
如何改革？邓小平的思路仍然非常有效。只要有这个需求，这种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都一直会存在下去。
对政府来说，一是要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，二要加紧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。在中央政府眼中，老百姓是好的，问题就出在地方官员。也可以全面推广省管县制度。企业越大，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创新。
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，有助于产生重大的积极效果。首先有助于企业的创新如果让地方政府进行创新，情况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。但更多的投入，和创新的效率并不成正比。
现在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否决的局面。非国有部门的发展，最终导致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。
企业越大，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创新。尽管地方官员做得很辛苦，但实际上的情况则是越来越糟糕。
在经验层面，中小企业的创新要比大企业更有效。但是，如果与1980年代作比较，今天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在下降，并且下降得很快。对地方创新，当时中央高层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，但每次争论之后，地方创新总是受到肯定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顶层要减少和防止中央官僚机构，对地方体制创新的扼杀。通过财政税收扶持中小型和微型企业，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。顶层对地方创新鼓励不足，支持不足，更不能保护地方创新。
尤其是现在很多硬性的政策，都是由远离社会的中央官僚机构所制订，很少考量到社会层面的可行性。地方创新不行，但也不想执行不符合地方需要的政策，那地方官员在做什么？很多地方官员都在疲于奔命，做一些中央硬性规定必须做到的事情，例如维稳、防止老百姓上访等等。
如果没有那一波国有企业改革，很难想象国有企业可以从1990年代初的大面积亏损转型成为盈利，或者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，转型成为市场导向型的管理模式。如果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法，强制国有银行去这样做，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。
在西方，现在所有的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来。要改变这种情况，必须花大力气支持中小型企业，培植它们的创新能力。
当时，中央政府不富裕，不能给非国有部们很大的财政支持，中央政府所能给的就是政策。当时是以邓小平为中心的改革者，一方面大力提倡和鼓励地方创新，通过分权给予地方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，另一方面也有能力给于地方创新有效的政治保护。只有民间金融机构发展起来了，中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才有希望。地方政府的抵制并不难理解。
这些不平衡，和本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有部门的大扩张有关。但要对这些部门实行无论是自由派所提倡的私有化改革，还是左派所提倡的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国有部门，不仅在政治上不可行，从经济上说更会使得经济结构失衡加剧，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。
等到非国有部门壮大起来，再对国有部门进行改革。在很多方面，地级市已经成为县政改革的阻力。
国有企业大肆侵入本来由民营企业所占据的空间，导致了民营企业空间的萎缩，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。就是说，中央政府要从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，为非国有部门的制度创新创造制度条件。
可以对银行业进行改制，引入市场化和引入竞争机制。作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，国有部门依靠权力和垄断来盈利，不仅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，而且通过继续的扩张，急速地挤占着非国有部门的经济空间。主要原因在于现在的顶层能力的下降，也就是顶层防止和减少中央官僚机构，对地方制度创新进行阻碍甚至否定的能力。地方一线政府和官员必须直面社会层面的问题，要管理和控制这些问题，他们不得不和老百姓发生冲突。
很显然，这种局面很难持续下去。1990年代中期之后，在中央地方关系上，总体的趋势是越来越集权。
其二，政策很难执行下去，他们又要得罪上级。地方政府被妖魔化在很大程度上，一线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被妖魔化的。
目前的税制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，不利于中小型、微型企业。即使是政治上具有很大争议的重庆，其城市化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体制创新。
